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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代言：有规矩才成方圆******

　　【影视锐评】

　　作者：任孟山（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电影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包括知名艺人、娱乐明星、网络红人等在内的明星代言活动做出明确具体、更具操作性的规定，为坚持正确广告宣传导向、廓清行业风气、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维护广告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提供更为有效的保障。其中强化对明星代言的约束部分，引发了业界的普遍关注。

　　以前明星代言一出了问题，往往是公司作为明星的“马甲”，代为受罚。而公司受罚到一定程度，往往会注销了事或者归于静默。明星不再以此公司从事相关活动，转而由新法人注册新公司，继续运营。《指导意见》规定“对于明星虚假、违法代言的，要坚决依法处罚到明星本人，不得以处罚明星经纪公司替代对明星的处罚”。这就将处罚具体到了明星本人。不仅如此，《指导意见》还强调，“对于明星虚假、违法代言情节恶劣的，要加强公开曝光，依法依规列入个人诚信记录，加强失信联合惩戒”。在现代社会，如果被列入失信名单，就意味着个人的社会信用有污点。这不仅会降低明星本人的品牌价值，还会制约明星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此政一出，大大提高了明星代言的违规成本，势必使明星在产品代言中更多谨慎小心。

　　不过，处罚毕竟发生在出现不良后果之后。若要治本，从源头消除明星代言的不规范行为，则需完善法律法规，从代言行为的初始阶段开始制约监督。正因如此，《指导意见》中关于“明星本人应当充分使用代言商品，保证在使用时间或者数量上足以产生日常消费体验；象征性购买或者使用代言商品不应认定为广告代言人已经依法履行使用商品的义务”的规定，乍看上去出人意料，细想起来很是到位。所谓明星，要么有脍炙人口的作品，要么有深入人心的角色，要么有惹人关注的话题。这些特质容易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厂家之所以愿意找明星代言，正是看重这些明星的注意力资源。很多影视演员在短时间蹿红，各种产品代言立刻找上门来，使注意力资源有了变现的可能。但注意力资源并不稳定，甚至是转瞬即逝的。有的明星生怕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为了在短时间内将利益最大化，在高额代言费的诱惑下对代言产品来者不拒。他们当中有的人被各种事务缠身，根本没时间了解代言产品。代言时，只得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广告词照本宣科，利用明星光环和营销话术，吹嘘甚至夸大产品质量功效。有的人则代言并不适合自己或与自己原本的生活消费理念相悖的产品。比如某明星明明为了保持身材只吃健康食品，却在广告里热情推荐大家购买快餐、速食。某明星自己只用价格昂贵的高端护肤品、保养品，却代言中低档产品。还有代言金融产品的明星，自己没有投过一分钱，却在广告中言之凿凿地说收益颇丰。这种明星不珍惜自身形象，只看重眼前利益，演艺事业之路注定走不长远。从这个角度看，《指导意见》从全流程规范明星代言行动，明确其责任，对于捋顺明星代言市场行为规范大有裨益。

　　当然，有规矩才能成方圆，外在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代言乱象。但要想根除明星代言的各种问题，还需要明星乃至整个文娱和广告行业转变观念，将社会责任放在经济利益的前面。明星及其经纪团队要懂得广告主花巨资请明星代言，是因为受众将作品或角色的光环转移到商品上来。好的代言可以使明星的个人魅力和作品或角色魅力同频共振，实现双赢。而不好的代言则可能使明星名声受损。所以必须立足本业，不断创作优秀的作品或角色，才能一直拥有“明星范儿”。接代言时必须谨慎，时刻将声誉、信誉、品德放在首要位置，做好产品审查工作，做到合规合法，合乎受众的期待。

　　总而言之，在代言之前，明星要潜心生产创作，提高道德修养，推出更多优秀作品。代言开始时，明星要在真实使用产品、全面了解商家之后做出谨慎决定。在代言过程中，产品一旦有问题，明星本人必须为虚假代言等行为受到相应惩罚，体会到决策不谨慎引发之“痛”。多管齐下，才能还广告市场和文娱领域一片清朗的天空。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5版）

美媒文章：欧洲为什么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抗争******

　　参考消息网1月2日报道美国外交学者网站2022年12月27日发表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分析师安东尼娅·赫迈迪和丽贝卡·阿塞萨蒂的文章，题为《欧洲为什么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抗争》。全文摘编如下：

　　2022年10月，美国对中国实施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出口管制。这些规则寻求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机会，其目的是迅速利用美国的影响力来削弱中国的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能力。

　　新的管制措施大大加剧了中美科技竞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说，美国希望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力量倍增技术”方面“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

　　但这是有风险的。除非其他主要半导体生产国加入（这些国家迄今为止一直不愿这样做），否则，其中一些管制措施不会取得效果。

　　新的出口管制措施最初引发了关于现有规则、即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所涵盖范围的困惑，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对一些在海外制造的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由于美国的技术在半导体供应链上几乎无处不在，因此美国可以授权或阻止域外销售。事实上，这些并不涵盖半导体制造设备，因此最初阿斯麦控股公司的设备可以不受美国长臂管辖。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也会严重削弱盟国间的信任。关键是，华盛顿可以在它愿意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信任问题并不新鲜。尽管经济上的考虑在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中没有一席之地，但华盛顿对全球技术贸易越来越多的干预引发了人们对保护主义的担忧。

　　阿斯麦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抱怨说，华盛顿偏心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的企业，证据是它近年来大力游说荷兰政府，这导致荷兰拒绝发放对华出口极紫外光刻机的许可。这些抱怨表明信任受到削弱并且人们认为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各国政府处境艰难，因为它们必须确保这样的出口管制措施不会扼杀本国产业。例如，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欧洲或荷兰的单边管控将使日本竞争对手获得优势。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企业可能正在转向日本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生产商，因为这些企业使用的美国技术更少，因此更不可能受未来涉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影响。

　　来自中国的收入对许多半导体公司来说至关重要。

　　尽管美国正在劝说伙伴国减少在芯片和电动汽车电池等其他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但欧洲企业担心去全球化的代价。芯片供应链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是全球性的、一体化的。如果供应链分崩离析，越来越多的国家奉行谋求自力更生的政策，芯片的成本就会上升。欧洲工业需要越来越多的芯片，不仅是在高科技行业，还有正被自动化和数字化改造的汽车等低技术领域。

　　然而，追求完全自给自足的供应链并不现实。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