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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守护我见证 “边关军语”见证边防变迁******

　　站在祖国万里边关，我守护我见证——过去·现在·未来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站在边关处处透着春意的土地上，用这两句诗来描述边防新景观，别有一番韵味。

　　说到山苍苍雪茫茫的边关，我们立即想到的就是地理标志上的漫长距离。但是，一则则来自边关的新闻，犹春野之绿，犹和风之沐，鲜活而温馨地表述和见证着边防战士们对远与近，对苦与乐，充满青春气息的理解和诠释。

　　新春来临，驻守喀喇昆仑的战士放眼苍穹，给正在那里“出差”的航天员送上了特殊的新年礼物，并以照片的形式传递到太空。礼物是在两块“昆仑石”上的画作，一块是3位航天员的画像，一块是战士们与中国空间站的“合影”。石头上的留言，抒发着高原官兵特有的豪迈——“地球上，我与你最近。”

　　冬奥会开幕后，风雪弥漫的新疆阿勒泰边防哨所训练场上，立起了几尊战士们堆塑的“冰墩墩”雪雕，虽说其稚态可掬的造型比不得令国人倾心向往的“金墩墩”“银墩墩”，但战士们在与家乡亲友的视频中，总是自豪地进行着“科普”：世界上最早的有滑雪场面的岩画，就出自阿勒泰地区。经过鉴定，那可是出自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冬奥会离我们很近，我们要伴随这冰雪盛会和祖国一起向未来。”一万年也好、一万里也罢，遥远的时空在年轻一代戍边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冰墩墩”的距离，因为他们此刻，“离家门最远离国门最近”，光荣地站立在保卫祖国的战位上。

　　站在祖国万里边关，我守护我见证——

　　过去·现在·未来

　　■郑蜀炎

　　时间当然有色彩，总在用艳丽的春光涂抹万里边塞；

　　岁月当然有表情，无论多么遥远都瞩望到凝重的爱；

　　历史当然有温度，山河万里处处延续着火热的情怀。

　　——摘自一位边防战士的诗句

　　“边关军语”见证边防变迁

　　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标志性建筑——要么是楼层的高度、要么是历史的悠久、要么是设计的先锋时尚……它们以自己的绚丽风姿成为一个城市值得炫耀的地理标志。

　　与城市距离千里万里的边防线上，有一些哨所边卡虽然并不起眼，但在祖国人民眼中，在每一个军人心中，同样成为了巍巍长城、钢铁雄关上灿然夺目的时代标志。

　　比如神仙湾哨所，这里当然没有神仙，但是，战士们在海拔5380米的雪山生活战斗，巡逻路线还必须经过海拔5900多米的“英雄顶”，云里行雪中走，的确和传说中那些孤傲的神仙差不多了。再比如天文点，因为上世纪50年代科学工作者在此观察、测量过天文数据而得名，仅凭此就可以想象到它与蓝天的距离。还有甘巴拉雷达站，在藏语里这是“无法超越的山”，而我们的战士却超越了冰峰绝顶，建立起世界上最高的人控雷达站。

　　当然，还有更多的边防哨位哨卡，则如同喜马拉雅山脉一个边防哨所的名字——无名湖，籍籍无名却不可或缺。一个个无名的战位，一个个无名的身影，官兵们用无名的奉献，用默默的坚守，让很多第一次走近他们的人真真切切地领悟到，何为“肃然起敬”。

　　几十年前，当红旗漫卷新中国的版图时，许多解放了自己家乡的军人，又一次挥别家乡，剑指边关、壮行天涯、笑卧冰雪、涉险攀绝。于是，人民军队的行列中有了边防军，古老而遥远的边疆大地回荡起八一军徽辉映下的“边塞诗”新篇……

　　一部边防变迁史，万卷戍边传奇事。

　　海拔、含氧量、“生命禁区”、“无人区”……这些别人只是在课本上读到的词语，却构成了独特的边海防元素，用许多超越了我们想象的情节，构成了一位位无名的边防军人的每一天。

　　有一些曾经流行于边防的“边关军语”，亦被称为了解边防的“小辞典”，它们以特别的言说方式，见证在边关特殊的自然环境下，老一代戍边军人的侠骨壮心、热血情怀，只言片语间记录下了铮铮雄关的发展脉络、沧桑履迹。

　　“脚板路”——边防建设初期，许多界碑尚湮没在大山深处，边防巡逻时根本没有路，但哪里有中国的界碑哪里就要有中国边防军人的脚印。凭此信念，战士们以自己的脚板为路，脚所踏处就是路，不惧雪急风猛，不畏山高路遥，每一块界碑就是一个阵地，每一次巡逻都是一次必胜的战斗；

　　“冰驾”—每至严冬，边防的所有地面通道全部被凸凹的冰层凝冻阻断。为了保证边防运输，只能借助厚厚的冰河。在这滑溜溜的冰面上开车可不是好玩的，需要有专门的技术和规则。因此，每年冬季的“冰驾”培训都是边防运输兵必不可少的专业课程；

　　“太阳色”—北方战士来到热带边防，首先要经历的考验，就是在酷热的烈日烤晒下完成边境勤务。一趟一身汗，一天一层皮。经过一个夏天一次次的脱皮，皮肤上便涂抹了一层黝黑闪亮的色彩，战士们自豪地命名为“太阳色”；

　　“封山季”—对位于冰峰雪山的哨卡官兵而言，每年只有两季：开山季与封山季。封山季往往要占更长的时间。在冰雪中与世隔绝，岁月似乎已凝固于一山一哨。待开山之日，各种物资赶运而来，但所有皆抵不得积压了一冬的家书；

　　“黑白餐”——由于历史的原因，高原边防曾经因为种不出蔬菜，餐桌的主色调只有一白：米面，二黑：海带、木耳等脱水干菜；

　　“望亲假”——海岛的边防军人揣着假条受阻于台风不能下岛、军嫂上海岛探亲时遇上寒潮困在岛外。离肠万种的夫妻隔水相望却不能相聚，望着茫茫海水滔滔浪，“远在彼兮，旦夕以待”，探亲假就这样变成了“望亲假”……

　　岁月千帆过尽，许多新闻已经成为了历史，但边关永远是新闻的沃土。这些堪称见证边关变迁的“边关军语”已然渐行渐远，成为荣誉室里让人泪流满面的陈列。随着祖国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历史性的巨变成为今日边防线上最壮丽的色彩。然而，在边防发展的年轮刻度里，英雄与忠诚，使命与责任，光荣与梦想，是永远不变的主题词，是永恒不变的赤胆忠心凛凛风骨，是薪火相传的热血壮歌。

　　我们当然在期待着，在那云青水澹间，灿然相陈出更具时代风采、更新更美的“边关军语”。

　　沧桑岁月见证不变的壮美情怀

　　边防既是地理概念亦是政治概念的表述，史学家用学术的语言将边防地域称为“历史现场”；而说书人则先声夺人，张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我更喜欢古代兵书上的描述：“边之域，士以戍。”因为有了人的戍卫，天涯边地才构成了雄关要塞。

　　“日月每从肩头过，江山要靠世代守；横批：光前裕后。”这是从某边防哨所岗楼上抄下的一副对联。是的，祖国的万里边防线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变中有永恒的不变，那就是一代代戍边人血脉相传的英雄情怀，一辈辈边防官兵绵延不绝的牺牲奉献精神。

　　“满门忠烈”不是书本传奇，而是边防线上凝聚着忠诚热血、锵金铿玉的一个章节。

　　她当得起这个称号。在2020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上，80余岁的英雄母亲王昌群那已经不能用挺拔来描述的身躯，拥有的已不仅仅是“最美”，而且是我们民族审美观念的另一个高阶——壮美。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其实，她心里从来没认为自己已经退役，而是一个在40年的时间，将自己与边防，将小家与国家紧密联系、融合起来的母亲。

　　15岁时，她从家乡报名参军，成为解放大西南战场上的女战士。星移斗转间，她退役在边疆，而其终身伴侣刘斌，一位在解放战争中就担任连长的老军人，也成为了边防部队的领导。

　　我的兵之初，便是这位首长的下属。

　　没想到的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后头一次采访的典型，竟然是老首长的孩子——他叫刘光，入伍在边防，在“虎踞龙盘”之地结束了3年的军校生活，毕业回到了南疆，成为一线边防部队侦察连的副连长。

　　原昆明军区授予刘光“立志献身边防的模范干部”称号，采访中，翻阅到这个于少年时代相识的烈士留下的诗歌，竟然让我泪流满面，久久难以动笔。那诗中有这样一句：“临去前留给母亲一句话：把我埋在边境，这里多了一座坟墓，不——那是一座兵营。”

　　更没想到的是，在写下《生为边防战斗，死为人民献身》的典型通讯后，又接到记者生涯中最艰难的采写任务——1984年7月13日，边防某部代理排长，刘光的弟弟刘明，和哥哥牺牲在同一片焦土战场，更为揪心的是，他也喜欢诗，在笔记本上抄录了哥哥的遗作；他也22岁，一个已经触摸到青春的年龄。

　　完全可以想象老首长夫妇那滂沱纵横的老泪，但是，这个边防军人家庭的选择却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凛凛风骨、耿耿忠心——他们把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女儿、在部队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的女婿再一次送到前线医疗队，刘斌司令员作为前线指挥员一直战斗在一线，王昌群则成为了支前领队，奔波在战火中……

　　历史学家说：“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就是努力重现往昔生命的历史。”而新疆边防阿拉山口的战士则说：“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就是老哨长用生命留下的创业史。”

　　阿拉山口曾以“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大风口而出名。60年前，首任哨长吴光胜受命进驻。他带领战友顶着迎头风走了80多公里，来到这个风沙的世界，靠挖“地窝子”建起了最初的哨所。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哨长当然也有转业之日。而他的家乡，是与阿拉山口有霄壤之别的扬州。没想到人在繁华的温柔之乡，却心心念念地挂记着那风扬沙飞之地。几年前，他去世时，唯一的遗愿就是把骨灰撒在阿拉山口，和年轻的战友们继续守望国门。

　　从此，连队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当巡逻经过这一段边防线时，官兵们都要伫立注目，向老哨长表达新一代戍边人的致敬。当然，那个“地窝子”的旧址，今天已经成为“黄金口岸”，它所在的地区，如今被称为“亚欧大陆桥头堡”。

　　今年连队的春节晚会上，大学生士兵陈嘉龙朗诵了自己写的诗句：“我们和老哨长一样，青春从来属于风，一直在鲜红的国旗上扬动。”

　　新一代的戍边人非常清楚地知道，用年轻的脚步去跋涉、用青春的热血去守卫祖国的疆土，无论在哪一个年代，都是青年人不可推卸的肩头之责。不同的是，历史在变化，所需要担负的责任也发生着改变。

　　上个世纪50年代，在进军西藏的路上，一位边防军人的后代出生了。这个被母亲用藏袍裹着在马背上颠了几个月的孩子后来也成为西藏边防军人。不同的是，他父亲曾是运输科长，可所管辖的除了骡马就是牦牛；而他则成了汽车团长，虽然手中更新了好几代好几型汽车，但没想到还是落后了——落后于自己的儿子。

　　今天，这个边防军人家族的第三代，同样延续着向边防运输物资的任务，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是，他手中掌控的既不是缰绳，也不是方向盘，而是无人机的操纵平台。卫星定位、智能巡航、定点投送，这种全新的投送模式，打破了边防哨所保障“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被一线的战友们戏称为“空中骡马队”……

　　历史学家说过：“历史不是关于过去的科学，而是关于现在的科学。”历史是时间的流逝也是精神的聚光，时代是岁月的叙事也是未来的坐标。我相信——

　　任何年代，年龄都不是构成青春的唯一标志。

　　任何岁月，沧桑终将是点燃情怀的一种色彩。

　　梦想无疑就是人生的“导航图”

　　都说边关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但在西部戈壁滩上的空军某边防雷达站，虽然3月天依然不见花媚叶茂，可官兵们传统的迎春节目已经开始——斗春，就是比一比谁能种出最早的一抹春绿来。

　　老雷达兵赵国强的话比那些“心灵鸡汤”更富哲理：“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面向未来，我们就是栽树的前人。”在大家春风释怀般的笑声中，我感受到了青春和梦想的含义。

　　他做的和说的一样的好。在几年戍边生涯中，他自己探索出的一个“土方”，已经在盐碱地里种活了10余棵沙枣树。对此，他有一个不算“高大上”，却沁人心脾的绿色梦想——当告别边关时，能看见这片盐碱地上枣花摇曳、绿树成荫。

　　循大道，可至万里；抬望眼，天路迢迢。对于这些新一代戍边人来说，面向未来，梦想无疑就是人生的“导航图”。

　　梦想是一种追求——伊犁边防线上的文科大学生士兵刘侃起步于连队的“党史讲述人”，他利用自己所学专业，依托强军网建立起一个学习平台，尝试了“虚拟讲台”“情景小品”等授课形式。当他站上本部队理论学习“C位”后，又开始把眼光投向军事训练的“龙虎榜”。

　　梦想是一种目标——边防某雷达站技师孔润辉外号“鹰眼”，说的是他在雷达维修和观测上的功夫。原先，他是步兵班长，可凭着对雷达的向往，成为一名身怀绝技的雷达高手。迈向成功的每一级台阶都垫着一本本知识之书——这些年来他研读了200多本专业书籍，写下20多万字的笔记。他的梦想就是能把笔记编辑、整理成一本通俗易懂的《雷达兵宝典》。

　　梦想是一种坚守——海防小岛风吹如吼，官兵好不容易在礁石间的“巴掌地”“鞋底田”种上蔬菜，却总被风吹坏。守卫海岛多年的指导员孙岩从未放弃改变海防面貌的努力，他的梦想就是设计“海岛春天一号工程”，能使“风收田”成为“丰收田”。而其中的“骨干工程”——2000米的茅草挡风带已经准备好在今春开工。

　　梦想是一种阳光——边防官兵自我介绍时总是充分自信，听他们述说梦想，有如一种青春的阳光照在心上。边防某部侦察班班长姚灿灿的梦想和其名字一样灿烂：设计一个风筝式的“风动力山地海岛专用飞行器”，有风就能够飞翔。第一次在边防带新兵的班长邓柳，喜欢研读古今中外带兵之道，他的梦想可真不算小：既然班长是“军中之母”，那就希望自己“桃李满边防”，成为未来许多将军和英雄们的启蒙班长……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尽管年轻，尽管稚嫩。或许很多的梦想，还只是大泽涓滴、云轻星粲。诚然，并非所有梦想都能点燃天空，但是能够点燃天空的，必定来自梦想的火种。

　　平生踪迹勇士心。青春岁月守边防，无疑是人生最具魅力的一次远行。而新一代戍边人胸怀梦想、激情洋溢的青春，使他们的生命，也使得祖国万里雄关、绵延边防的未来“花花锦锦、活活泼泼”，有了“无限声情、无限意味”。

　　(采访中得到丁正仁、钱春燕、叶 明、罗晓光等大力协助)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